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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较短是男人的一种劣势。我们不需要主张两性寿命长度的差异全部归因于歧视，也可以认为其中部分归因于歧视。目前我们还不可能——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计算出性别差异中有多大比例是歧视的结果。不过，确定确切比例并不是说明男性寿命较短的部分原因是歧视性待遇所必需的。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有证据表明，由于人们对男性身体隐私的尊重少于女性，男性在很多方面处于劣势。例如，我们看到，美国法院对女囚犯不被男狱警搜身或看到裸体的权益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男囚犯不被女狱警搜身或看到裸体的权益。关于囚犯待遇最低标准的国际准则禁止由男狱警看管女囚犯，但对由女狱警看管男囚犯却只字未提。

男性在家庭和其他关系中的劣势，有些明显是歧视的产物，有些则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完全是歧视的产物。法律只针对男同性恋者而不针对女同性恋者，这就是明显的歧视。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者更有可能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这也是歧视的产物。男同性恋正被作为目标。显然，他们成为目标部分基于他们的性取向，但由于女同性恋者没有在相同程度上成为歧视目标，男同性恋者成为目标也基于他们的性别。

我在第二章说明，男性在教育方面处于显著劣势。男孩的辍学率高于女孩，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年轻男性少于女性，获得学位的男性少于女性。
与我已经讨论过，和将继续讨论的许多其他男性劣势事例不同，很难证明男性在教育领域的劣势是由歧视造成的。因为，还有其他造成这些特定劣势的可能原因。例如，原因或许是男性和女性的能力分布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男性人才的分布差异更大，结果是更多男性处于认知能力的极端。

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如果要获得割礼带来的（轻微）好处，一些不利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割礼在医上有好处，那么除非进行包皮环切术，否则就无法享受这些好处。因此，我不认为此类不利因素是歧视的例子。

尽管很多人认为对男孩和男人实施体罚是可允许的，甚至是可取的，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对男性的性侵是可接受的。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对男性的性侵是否可以接受，而是男性在这方面的劣势是否构成不公平的性别歧视。

体罚是一种越来越有争议的做法。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体罚在历史上一直被实施，包括军队对士兵和水兵，法院对罪犯，学校对学生，以及父母对孩子。在一些国家，体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依然存在，而在另一些国家，体罚在所有情况下都被禁止。然而，在大多数地方，法律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法律上是否允许体罚的问题，与道德上是否允许体罚的问题并不相同。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男人比女人更常成为暴力受害者。男人占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大多数。在冲突时期，被杀害的（不是战斗人员的）男人往往比女人多得多。
鉴于男人遭受暴力的风险较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别暴力”一词常常被视为“对女人（和女孩）的暴力”之同义词。“性别暴力”一词或其变体“基于性别的暴力”并不清晰。

当军队被指控性别歧视时，所谓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当然，这也是将女性视为性别歧视唯一受害者之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对军队的批评通常是，希望参军的女性被排除在外，要么完全被排除在外，要么被排除在某些角色之外，最明显的领域是地面战斗，但也包括航空和军舰。